自有国家以来，税收便是联结政府与国民的重要经济纽带。时至今日，税收改革是庙堂与江湖共同关注的重大经济、社会议题。
自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到2016年3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5月1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营改增这一事关万亿的重大变革，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领域的焦点话题。近日，封面传媒旗下封面智库专访北京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就营改增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封面智库：有数据显示，我国的民间投资增速自去年以来一路下滑，目前已到达3.9%的历史低位。
有分析认为，这种趋势与税收营改增紧密相关，系因营改增改变了地方政府与民企通过税收返还注水GDP游戏规则，而使真实投资能力浮出水面。许善达：这种看法跟我想的正好不一致。
营改增对于投资的影响不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投资下降，恰恰是营改增没到位以前的暂时情况。对于一位民资企业家来说，如果你在营改增之前投了资，很多投资内容是不能抵扣税款的。
比如你要盖一个厂房，要是在5月1日前先投资了，开得是营业税发票，不能抵扣税款；不动产也是，你要是买一个楼，那么现在可以开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如果你要是5月1日以前买的，那可没有一分钱可以抵扣。所以从投资角度来讲，营改增实际上是鼓励投资的，因为它降低了投资的成本。建筑业营改增2013年的时候就说要改，我知道一些企业家，有项目，也有钱投，但不投，要等营改增改好了，可以抵扣了再投。
国务院都说了要改，那着什么急啊。这笔能够抵扣的税款，要想在盈利里头赚回来，那可不容易了。
所以我认为，营改增之前，投资规模下降，特别是民间投资下降，是正常的，改了以后，我认为会有一定的增长。民营企业家他想投资的话，他一定要等到你改了以后再投，就因为能抵扣税款和不能抵扣税款的差别特别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营改增后，地方收入的规模还是有保证的，原来营业税是地方的，现在增值税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地方的钱并不比过去少，还有保基数等一系列的规定做保障。
当然地方的权力少了，因为要等着中央分，可能会不习惯。封面智库：营改增后，地方政府的税收被动，这会不会使地方政府在扩大收入上采取一些新的尝试？比如增加收费？许善达：地方政府肯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采取各种措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今年的四、五月份，地方政府查补的应收未收的营业税，四月份同比增长60%多，五月份增长70%多。因为再不收，以后就收不上来了，所以地方政府积极地赶紧去收。
现在积极收也不是坏事，只要依法，别收过头税。当然，如果以前管理严，每个月的营业税都足额征收，也就不会出现这个现象。说到收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下降，主要因为当前经济形势的下行，很多地方的税源发生了萎缩，税源增长变慢，在一些经济薄弱的地方，压力就更大。
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日子就很难过了。税收是有法律的，随意征收是不可以的，可是政府的支出刚性很强，税收不上来也得过日子啊，所以这个费那个费的现象就出现了，特别是在困难的、落后的、增长慢的地方。当然营改增从减税的角度，也算有与此关系，有些地方本来税源就少，再一减税，税源更少了，只好再多收点费。
当然这样的情况如果出现，只能说明该地方的投资环境差。封面智库：营改增最明显的受益方是我们的企业，中央财政也增加了在财政收入上的主动权，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面对的只是税收的减免。
如何平衡地方政府的利益？许善达：下一步就是消费税，消费税要从批发环节转到零售环节，由原为国税部门征收改为给地税来征收，成为地方上的收入，消费税去年是1万亿多一点，可以有效弥补地方因为营改增而造成的减税。封面智库：固定资产、不动产的采购可以抵扣税额，可不可以说营改增是促进或者说鼓励固定资产、不动产的投资交易呢？许善达：我认为是有这个作用的。
比如我是建筑公司你让我盖房子，以前这个行为是不能抵扣税款的，现在你让我给你开增值税发票，等于咱两家分享了国家减税的红利。封面智库：遗产税和赠与税一直被人们看作调节收入差距的税种。
在1996年的九五规划中，就提出要逐步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至今没有推出，原因是什么？许善达：这种税在中国就不该搞。所谓遗产税、赠与税能够调节收入差距，原理是成立的，但有个前提条件，是要在封闭的经济体里。现在的世界，人、资金、资产，都是自由流动的。2006年，香港的遗产税停止征收了，2008年新加坡停了，美国在布什总统的时候，就定了每年要把遗产税的税率降低点数。
为什么?大家都看出来了，你征吧，一分钱都收不着，不等你收，拔腿就走，钱可以走，资产也可以走，不动产都可以卖掉。所以在开放的经济体中，这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目的已经实现不了了。
如果说要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很多税都有这个功能，比如消费税，谁有钱买汽车谁交，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都是有调节功能的，企业的利润是股东的，企业所得税收的其实是股东的钱。一个社会要调节收入差距，要把各种税收的功能统筹设计，要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来设计。现在有人说中国要减少流转税、间接税，增加直接税，这个方向是没错的，但中国现在人均GDP只有七八千美元，美国是四万美元；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多，中国的占比是百分之六到七，比重这么小，你还要用个税调节收入差距，力度有限。一带一路不只是国家的外汇理财封面智库：一带一路在未来会有哪些可期待的发展空间，对中国经济的实质性帮助会有哪些？许善达：我们有四万亿的外汇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美国的国债。
与我们的外汇债务相加，我们的净资产是一万多亿。但我们外汇资产的收益与外债的支出相加，是负600亿。也就是说，那么多的外汇资产，实际收益很少。
一带一路能够调整我们外汇资产的结构，原来外汇资产红大量是货币资产，货币资产里又大量是美国国债，这种外汇资产的结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现在一带一路就是把这些外汇资产，从货币资产换成实物资产，跟别人合作修铁路、公路、电站，等于我们把钱借给别人变成实物资产了。当然实物资产可能是有风险的，可能项目会失败，我们也不是没有先例，我们买了人家一大块油田，原来买时按照油价每桶七八十美元，现在变成五十美元了，那还不亏吗？但也有赚钱的项目，只要我们这些项目的平均收益高于我们货币资产的平均收益，那就算成功。封面智库：是一种理财手段。
许善达：而且好处还不光是回报率的问题。买美国国债对我们国内产能有什么用处啊，可你要是把这个钱借给人家，铁路卖出去了，公路卖出去了，发电设备卖出去了，这不是更好吗？所以我认为，虽然有失败，但只要坚持慢慢地做，一带一路最后总的收益大得不得了，这还不算外交、军事上的收益。
这些收益有些是钱可以算的，有些是潜在的、无形的。一带一路是非常正确的决策。当然在操作层面，推进中要考虑减少一些可能的风险，但战略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长江经济带要着力吸引科技企业、科技人才封面智库：应如何理解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定位？许善达：不搞大开发不是不发展经济了，而是要改变发展的路径，要把原先落后的、破坏资源、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结构调整成科技含量高的经济结构。
我认为长江经济带将来的发展，会形成一种新的格局：一些企业要倒闭关门，一些企业即使留下也要加强环保监管，重点发展的企业是科技含量高的、知识密集型的企业。其实咱们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其实这些城市的智力资源是相当雄厚的，但我们过去认为开发智力资源周期长、回报慢，投资建个厂，管他污染不污染，有税收有就业。现在这种认识必须扭转。封面智库：改变发展路径是否该有税收方面的引导?许善达：现在国家就有这种引导的政策，包括对科技企业的支持，对研发费用扣除的支持，包括营改增，这都是引导。
比如营改增，现在越是用人工的、粗糙的东西，税负越重；越是高技术含量，产房设备高级，反而税负轻。当然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如何在全国共同的税制环境中，吸引相关企业来，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讲一个例子，现在广东、浙江，已经把企业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从20%降到14%了，这给企业减轻多少负担？长江经济带要是能够把这个政策全面推动的话，对科技含量高的产业的主体科技人员的吸引力就强了，社保是按照工资来缴纳的，这类人员的平均工资高，如果你把这部分降下来，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
这也是广东和浙江能下这个决心的原因：通过吸引高收入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来把企业的档次提高，完成结构调整。长江经济带的前景，仍然将是一个经济很发达的地带，这种发达将是依靠那些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实现的。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着力在吸引这类企业、人才上，要好好的把发展这种企业的制度环境，哪些中央已经定的，用好，哪些地方政府还有权来改善的，改善好，这些相信各地的领导心里都有数。许善达寄语封面智库读者：如何增长智识我认为约翰纳什的理论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现在的经济活动，包括政治、外交、军事。
他最突出的经济学贡献，就是否定了斯密的一个理论：斯密认为，在市场里面，每个主体都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但最后的社会总福利是最大的，这也是《国富论》的基本理论。但纳什通过数学论证，证明这个理论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成立的。如果能把纳什的理论理解好，对现在经济活动的洞察力就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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