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写“材疏命贱必驭,意欲与稷契遐互为希”的诗句,回忆志向之后,在各地历练将近二十年,仍然本着“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的宗旨,未忘初心,一直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在近二十年仕宦为吏的政治实践中历程中,他沉痛体察到从开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等方面所累积和构成的一些现实问题,在心中已渐渐构成了一整套的政治改革方案。
嘉祐三年(1058),37岁的王安石就任三司度支副使,即把他这一系列的改革意见写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入送给世在位已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这封万言书的内容牵涉到北宋王朝完全所有的方面,诸如政治、经济、税收、人事、文化、教育、科举、军事、外交等等,不仅牵涉到范围广,有些问题还讲得十分了解明确,可以说道是朝政改革的一部大纲。
《言事书》首先简要地总结出有不存在于北宋中叶的不利局势,并探寻导致这种不利局势的根源之所在:……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此意而已。……法此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符合先王之政矣。
他是要在“法先王之意”这一旗号之下,来构建他所指出需要适应环境现实情况的一些变法革新的意图。也即“法原有意而舒新政”。
《言事书》字数虽多,但所论尚能贞偏狭,只是谈及关于政治以及吏治的一些问题,而没了解辩论更加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王安石从先秦法家商鞅等人承继来的一些政治思想与看法,在《言事书》中已显露出端倪,他“以齐、商刑名之术,文之以六经”的思想倾向,也流露得十分显著。
《言事书》中特别强调要推崇培育新的人才,“教教之”“养之”“所取之”“任之”,培育可谓需要胜任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等方面的“新的”人才,以之改建整个官僚“原有”体制。宋朝开国已近百年,仍然秉承“祖宗之法”,积弊陈陈,利益错杂,要想要有效地改革“原有”体制,塑造成“新的”气象,必需从培育需要前进“新的”法的“新的”人才著手,这正是“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丞相王荆公安石》像《言事书》中,阐述经济的篇幅不多,但却阐释出有了王安石有关“财经”的精辟的、实质的主张:垫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所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自古以来盛世岂以严重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上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知兵革之不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经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财经并未得其道,而有司无法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财经以其道而通其逆,臣虽迂,固知增吏禄足以受伤经费也。
在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在《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一文中,申发此理,谈及了财经在国家行政中的最重要地位: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死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当,则有法而莫守;法疏于,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均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敲其无穷之意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
如是而天子犹为朴实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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